公園仔：香港權貴興衰史

香港權貴興衰史

2012年8月9日《信報》
公園仔 香港仔部落
由徐承恩、伍子豐及易汶健合著的《精英惡鬥——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》終於趕及在早前的香港書展付梓出版，現已移師各大書店發售。我對這本以社會網絡研究為基礎的新書特別有感情，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寫作，卻見證着此書由構想直至問世。
無可否認，香港是個自由度非常高的社會，但民主卻從來沒有真正得到體現。過去在殖民地時代，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由政府委任，洋行大班和華人鄉紳等上流精英被吸納入局。九七前夕彭定康推政改方案，香港有過一陣曇花一現的民選議會，但特區的立法會卻沒有直通車。中方所設的臨時立法會令一切推倒重來。此後香港的民主步伐以龜速前行（假如還不算開倒車的話），功能組別加上分組點票成了扼殺民意的緊箍咒。直到今年的立法會，由普選產生的代議士仍只能僅佔立法會的半數，民主成分根本沒有寸進。
精英等於權貴？
沒有民主的香港，利益自然向權貴傾斜。《精英惡鬥》所說的「精英」譯自elite一詞，所指並非擁有獨特才華的優秀分子。若以日常用語來說，「權貴」可能更為貼切。
此書所作的權貴研究，最初是從我的網誌上幾篇轉載文章中得到啟發。話說在四年前，友人何榮宗博士在城市大學做了一個精英網絡的社會科學研究，我們常常說「官商勾結」、「地產霸權」，但對具體情況卻莫衷一是，何的研究翻查了2006至07年四十家企業和二十七個政府委員會（包括行政會議和立法會）中1854個席位裏由1531人組成名單，分析當中的「勾結」情況。結果發現商界精英常有一人掌握多家企業的情況，政府諮詢機構亦有一人獲委多個職位的「公職王」，但「官商勾結」並不如我們印象般強烈。此外，以公職王為主的跨界別精英，大部分均與大陸關係良好，而且有着「老闆與侍從的關係」。
徐承恩對何榮宗的研究深感興趣，卻以為公園仔正是其人，來電郵問了我好些問題。我惟有在網誌上澄清，並將徐介紹給何。事隔三年，去年何榮宗告訴我，徐及後繼續在香港權貴之間的勾結這課題上做了更多研究，並完成了碩士論文。徐本身是執業醫生，差一點便打算效法孫中山，放棄醫人身體上的病，改為研究社會的弊端。
赤化香港無日無之
要將艱澀的學術研究改寫成大眾讀物並非易事，徐本來打算自資以英文原文出版成書，但朋友圈中讀過研究後，皆認為值得改寫成中文書，讓更多的讀者了解到香港當前的政治困境。另外兩位作者的加入，對研究薈萃成現在深入淺出的《精英惡鬥》，貢獻甚大。何榮宗的研究只分析了近年「官商勾結」的狀況，《精英惡鬥》則選擇了中英談判開始後的1983年、回歸時的1997年和2008年三個時段作分析比較。三位作者並非如《地產霸權》作者潘慧嫻為熟知行情的局內人，但他們採用公開的資料，透過數據分析，卻同樣得出令人深思和憂慮的研究結論。
《精英惡鬥》的研究顯示，八十年代權貴之間有着團結的聯繫，而且聯繫延伸至能顧及低下階層的非牟利社福機構，殖民地政府也依賴着這種結構，彌補在社會福利上的不足，維持社會和諧穩定。踏入九七回歸，過往由英資財團代表的商界，逐漸由本地華資企業所取代，但他們之間並非如英國商人那樣團結一致，反而各懷私心，因而輕易被新的宗主國分而治之。及至最近的幾年，商界權貴的影響力已因為彼此分化而被進一步削弱，取而代之的「精英中的精英」，大多是擁有人大政協身份的親北京人士。他們既非跨國企業的行政總裁，亦非白手興家的本地富豪，反而往往是面目模糊、領導能力有限的中小企商人。若《精英惡鬥》的分析無誤，北京老早便開始了赤化香港的工作，而且已成功建立了第二支管治隊伍。
《精英惡鬥》並非消閒讀物，讀罷就如作者在最後感言所述，心中會有一口吐不出的烏氣，但正因如此，此書有出版的需要，值得關心香港未來的人細讀。